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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独秀与汪孟邹、汪原放叔侄的交往友谊
来源:信息科   发布时间:2018-12-24  点击次数:

陈独秀和汪孟邹都是安徽人,一个出生在安庆怀宁,一个出生在徽州绩溪。汪孟邹的哥哥汪希颜是陈独秀留学日本的好友,汪原放是汪希颜的儿子。汪氏叔侄是着名的出版家,他们当年经营的亚东图书馆,在上海滩也是颇有名气。陈独秀因办报而与汪孟邹建立了工作关系,天长日久,这种关系便发展成为与汪氏叔侄的山高水长的友谊。

你到上海开一个书店

  1903年冬,汪孟邹在芜湖长街开办科学图书社,说是图书社,其实就是一个既卖图书又卖文具的新书店。此时,陈独秀等正筹办《安徽俗话报》,并想把它交给图书社编辑和发行。他来到芜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汪孟邹,汪孟邹直言相告:“我们徽州人可是吃惯了苦,我这里每天两顿粥,清苦的很。你行吗? ”

  陈独秀笑着回答:“就吃两顿粥好。 ”他把“推倒一时豪杰,扩拓万古心胸”的对联挂在堂前,以砥砺自己的意志。就这样,陈独秀在汪孟邹的书店办起了《安徽俗话报》,一直办了二十三期,于1905年停刊。

  辛亥革命成功后,安徽成立都督府,柏文蔚为都督,陈独秀为秘书长。一些朋友撺掇汪孟邹去找陈独秀谋个肥缺差事,汪孟邹来到都督府所在地安庆,和陈独秀实话相说,以为有求必应。没想到陈独秀却沉着脸说:“这里是长局吗?马上会变的。回去,回去,你还是回芜湖卖你的铅笔、墨水、练习簿的好。我来和烈武(即柏文蔚)说,要他帮一点忙,你还是到上海开一个书店好,就叫亚东图书馆吧。 ”

  汪孟邹想了想,觉得说的有道理。他又将汪原放从芜湖召来上海,在福州路(原四马路)惠福里办起亚东图书馆,后来又迁到河南路平和里。 1914年春,又迁到江西路口的福华里。亚东图书馆迁来迁去,一直离不开狭窄的弄堂,陈独秀对此很不满意,多次劝说汪孟邹要将书店迁出弄堂。

  有一次,他甚至变色地说:“你要死,只管还缩在弄堂里,你要活,一定要走出弄堂,上大马路。 ”1919年初,亚东图书馆因经销北京大学书籍,终于迁至五马路(广东路)棋盘街西首。

  二次革命失败后,陈独秀避难东渡日本,帮助章士钊编辑《甲寅》杂志。从日本回来后,陈独秀便想让亚东帮助他办一本杂志。他对汪孟邹说:“我早就想办一本杂志,只要十年、八年的功夫,全国的思想都要改观。 ”汪孟邹极表赞同,可眼下亚东的生意十分清淡,已经没有能力接受老友的托付。

  汪孟邹是个热心人,找到同行老友、群益书社的陈子寿、陈子沛兄弟,让群益书社和陈独秀合作,于是,这份杂志才得以出版发行,它便是风靡一时的《新青年》。

  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后,给亚东图书馆带来新的气象。北大委托亚东图书馆为其在上海的总经销,专门销售北大出版的新书。《新青年》也一直由亚东销售。陈独秀还把《每周评论》和《新潮》等都交由亚东销售,亚东图书馆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传播阵地。

支持汪原放标点《水浒》

  胡适最早主张用新式标点取代古籍中的旧式句读,汪原放则是第一个实践者。他把自己的计划和打算告诉了汪孟邹:“大叔,我想给《水浒》《红楼梦》《儒林外史》和《西游记》标点和分段。 《水浒》的工作已准备好,我想先从它开始。您同意吗? ”

  汪孟邹听罢并不赞同,他虽然知道侄子的古文功底,可他更多考虑的是书的出版发行。他说:“听说你还要把金圣叹的眉批夹注一概删掉,这样做妥当吗?此事不做则已,一做便是要担风险的。如果书卖不掉,是要蚀老本的。 ”

  叔侄二人,谁也说服不了谁。汪孟邹只得向陈独秀搬救兵,希望劝劝汪原放,不要做这件蚀本的买卖。陈独秀听罢,一言不发,让汪原放把标点的《水浒》给他带回去看看。过不了几天,陈独秀又来到亚东,一进门便高兴地说:“我看过了,很好,能出。眉批夹注删掉好,读书嘛,就要让读者自己去读。 ”他把书放在桌上,高兴地说:“我已给适之去信,让他为原放标点、分段的《水浒》写个序。 ”

  看着陈独秀如此释然的表情,汪孟邹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,喜滋滋地说:“仲甫,你也要写一篇才好哩! ”

  1920年8月20日,由汪原放标点、分段的《水浒》,在亚东图书馆正式发行。陈独秀和胡适分别为之作《水浒新叙》和《水浒传考证》。

  初版时,亚东图书馆只印了二千部,一上架便销售一空,于是,又加印到四千部。新版《水浒》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,更增强了汪原放的信心,他又重新标点了《儒林外史》和《红楼梦》。

  当《儒林外史》将排版时,汪孟邹又邀陈独秀作序。陈独秀却让汪原放先写,写好后给他看看。他怕汪孟邹不放心,说“如果有不妥的地方,我再替他改一改。如果真不行,我一定重写一篇。 ”

  几天后,汪原放把代写的叙交给了陈独秀,陈独秀细心地阅读后,仅改动了几个字,便高兴地署上自己的名字。汪原放在陈独秀的鼓励下,胆子更大了,又标点了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镜花缘》等书。

  这一工作得到鲁迅和胡适的赞扬和肯定。鲁迅说,汪原放的“标点和校正小说,虽然不免小谬误,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。 ”胡适说:“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符号把《水浒传》重新点读一遍,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,这是用新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。 ”

汪原放又回到亚东图书馆

  五四运动后,陈独秀在北大受到排挤,只得又回到上海,居住在亚东图书馆。1920年8月,陈独秀和苏俄代表维经斯基等谈话后,便积极投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,他的许多活动都是在亚东进行的。汪孟邹是个精明人,十分清楚陈独秀在干什么,出于对老友的信赖和理解,尽量为陈独秀的活动提供方便。

  1922年9月,中共中央机关报《向导》在上海创刊。陈独秀让亚东筹措最好的纸张,以作《向导》印刷所用。《向导》印好后,亚东还承担了它的发行工作。与此同时,亚东图书馆正抓紧赶排《独秀文存》。

  汪原放和陈独秀的第二个儿子陈乔年年龄相仿,乔年常来亚东图书馆,时间久了,他们便成了朋友。陈乔年成为中共领导人后,汪原放深受影响,有加入共产党的意思。 1925年,由陈乔年和郭伯和介绍,汪原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  1927年5月,汪原放奉指示来到汉口,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,管理长江书店、长江印刷厂和宏源纸行,负责《向导》的印刷、出版和发行。汪精卫背叛革命后,武汉也和上海一样,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。陈独秀不放心汪原放的安全,让他去找皖籍国民党知名人士光明甫,让他和柏文蔚疏通一下,最好在他的三十三军谋一差事,以有一张名正言顺的护身符。

  光明甫和柏文蔚都是安徽人,也都是陈独秀和汪孟邹的朋友,他们也都同情共产党。汪原放向他们转达了陈独秀的口信,很快便在三十三军谋了一个少校军衔的参谋。于是,中共中央出版局的工作便能在秘密的情况下照常进行。

  大革命失败后,汪原放陪同陈独秀由武汉来到上海,由于行迹匆匆,汪原放忘记带组织关系,与党失去联系,汪原放很是焦虑。陈独秀知道了这件事情,他让陈乔年告诉汪原放,在如今的白色恐怖下,“还是把书店事做好要紧。书店很不容易做,不进则退。所以,你们还是带灰一点好,千万不可犯红,万一惹出事来,书便做不成了,那是得不偿失的。 ”

  汪原放遵照陈独秀的意见,又回到亚东图书馆,重操旧业,当起编译。这期间,汪原放协助汪孟邹,使亚东在五年的时间内,出版了七十三部书,其中汪原放的译着便有《仆人》、《伊所伯的寓言》、《印度七十四故事》和《一千零一夜》等。

预支稿酬解困境

  1932年10月,陈独秀又一次被捕入狱。他一生多次被捕,而每次被捕,就因为他跟汪孟邹的关系,亚东图书馆都要受到牵连。陈独秀后由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寄来明信片,说他生病了,想亚东派人去看望。

  汪原放撂下手头的事,来到南京探视。走进南京第一模范监狱,由狱警引进到一间囚所。只见陈独秀捂着肚子,从床上坐了起来说:“我的胃病犯了,实在疼痛难耐。这里的狱医也治了,又是吃药,又是打针,就是不见好。 ”他让汪原放回上海去找黄仲医生,以前在上海,陈独秀的老胃病,只有吃他的药,才能见效。

  陈独秀说完治病的事后,便问起亚东图书馆的情况,他看着汪原放动情地说:“我对亚东是有特殊的感情的。十年前,离开陈炯明,辞去教育委员长,我便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,每月只有那么点钱,这点钱是入不敷出的。如果不是亚东一次一次的预支《独秀文存》的稿酬,我也不清楚,日子会怎样的过下去。 ”

  中共初建时期,专职的党务工作者只有很低的生活费,仅够一个人的生活开销,难以维系数口之家的生活。陈独秀失去固定的经济收入,又不理家事。妻子高君曼常有怨言,两人为此常常吵架。在党内同志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,高君曼回南京乡下的房子居住。高君曼后常来上海,与陈独秀在亚东图书馆见面。高君曼患了肺病,陈独秀每月给予五十元,高君曼嫌不够,两人为此事常常大吵大闹。陈独秀无奈,只得以稿费补贴全家生活,而稿费往往又是预支的,为此,他欠了亚东许多债。

  1933年5月,汪原放又一次来南京探视。两人互道问询后,陈独秀让汪原放重新印刷《独秀文存》,以稿酬结清亚东的账。汪原放回到上海后,便重印《独秀文存》,没想到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,所印四千部一次告罄。

  老友柏文蔚、章士钊给亚东送来一些钱,让转交陈独秀,以贴补生活之需。陈独秀执意用这些钱抵销亚东的欠账。这时,亚东已是汪原放主事,他体谅陈独秀的清贫,根本没打算抵销其在亚东的欠账。陈独秀每每催问此事时,他总是敷衍,而不出示明细的账单。 6月16日,陈独秀又给汪原放来信说:“柏、章诸君曾有小款托尊处转收,不知全数若干?除以此扣还外,尚欠尊处若干?务请抄一细账赐知。无论如何深交,账目必须清楚。令叔对此往往胡里胡涂,望兄一矫正之

  《独秀文存》销售书款回笼这么快,加之柏、章二人的赠款,抵消陈独秀的亚东预支稿酬已是绰绰有余了,汪原放这才让账房抄了一份明细的账单,于10月间,给陈独秀寄去。很快,陈独秀便给汪原放复了信:“我猜想这账上的主要意思是说《文存》的版费,除前透支外,现尚存洋二百六十四元。他与亚东的经济账终算结清,尚存的钱,委托亚东按月支付给在上海读书的小儿子和年。

  陈独秀和汪氏叔侄的交往和友谊,是经历了历史岁月的风雨洗礼,充满着革命的激情,如陈独秀在《科学图书社二十周年纪念册》的题词所说:“二十年前,孟邹以毫无商业经验的秀才,跑到芜湖开书店,实是盲目行动,然当时为热烈的革新感情所趋使,居然糊糊涂涂,做到现在状况。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,为革新感情所趋使,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,做《安徽俗话报》,日夜梦想革新大业,何物臭虫,虽布满吾衣被,亦不自觉。当日社中朝夕晤谈的好友,章谷士、曹复生,可怜如今都没有了!”(张家康 《江淮时报》)